2004年的一天，宗營鎮(zhèn)范寨村迎來了一批特殊的日本客人，他們穿著筆直的西服，說著一口當?shù)厝寺牪欢恼Z言，到村民家中了解情況。他們在和村民了解情況的時候，多次提到了“馬家祠堂”這個地點。據(jù)了解，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前后有兩批合計二十多名日本學者來過宗營鎮(zhèn)范寨村調(diào)查馬家祠堂，當時還拍攝了專題紀錄片。那么馬家祠堂究竟有何魅力，使得日本學者三番兩次來到中國內(nèi)地這個相對偏僻不知名的小村子進行探秘呢？他們又是在找尋什么東西呢？

故事還得從抗戰(zhàn)時期故宮文物南遷，并在漢中儲放達六、七個月開始說起。故宮博物院珍藏的有遼、金、元、明、清五代的“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jīng)營、齊楚之精華”故宮文物精品。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短短數(shù)月之間，東北淪陷、華北告急，北平局勢隨之驟然緊張起來，為此北平文化界當即聯(lián)電國民黨中央，指稱利害得失，要求迅速將珍藏國寶遷運后方。

1933年1月1日，日軍繼續(xù)制造事端，進犯山海關(guān)，在此緊急關(guān)頭，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密電故宮博物館即刻遣送文物赴上海。1933年1月7日故宮理事會決議，遵從中央命令，確定文物南遷。1937年鑒于戰(zhàn)火燃向蘇滬地區(qū)，國民黨結(jié)合古今中外之經(jīng)驗，戰(zhàn)時文物儲遷宜散不宜聚，分三路轉(zhuǎn)移到重慶和四川地區(qū)。據(jù)當時的報紙記載：“首批180箱轉(zhuǎn)遷運至貴州安順某窯洞內(nèi)；第2批由英國商輪兩艘溯江至漢口，過三峽到重慶；陸路則經(jīng)徐州、鄭州、西安、寶雞、漢中、成都，存放在峨眉縣大佛寺和武廟”。

1937年11月故宮文物抵達寶雞后，潼關(guān)的局勢又開始緊張起來，于是這批文物又準備向漢中方向開始轉(zhuǎn)移。1938年1月初，那志良、吳玉璋等三人前往漢中尋覓儲存文物的地方，時任漢中專員的張篤倫建議：“專員公署的對面是文廟，現(xiàn)在是民眾教育館，可以讓出來?！薄斑@個地方如果不夠用，漢中城內(nèi)是找不到地方了，可以到褒城縣的宗營鎮(zhèn)去想辦法，那里有幾個祠堂可以借用，我馬上通知那個鎮(zhèn)長。”那志良、吳玉璋等一行人實地查看后決定將漢中文廟及褒城的張寨大廟和馬家祠堂、范氏祠堂，作為存放故宮文物之地。當時從寶雞到漢中，只能用卡車運輸，一卡車裝20箱，需要往返300多次，路上整整費時48天才把7000箱文物運抵漢中，主要存放在漢中文廟及褒城縣宗營鎮(zhèn)鎮(zhèn)的馬家祠堂、范氏祠堂（遺址均在宗營鎮(zhèn)范寨村內(nèi)）及張寨大廟四個地方。

馬家祠堂、范氏祠堂是當時兩家大姓人家修建祭祀祖先的場所，擁有較多的房間，比較空曠。

據(jù)有關(guān)資料顯示，馬家祠堂始建于明代，在明朝末年馬家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叫做馬明祿，他是進士出身，明末擔任過揚州知府，后與史可法在揚州抵御清兵而戰(zhàn)死揚州。正是由于他的原因，馬家祠堂的規(guī)模后來不斷擴大，前后三進三出，二十余間房子，大門外豎了兩根一丈八尺高的“三斗四節(jié)”旗桿石。旗桿石，也叫”功名石”，它們是明、清時代乃至更早些時候科舉制度的標志和產(chǎn)物。

在那個時代，每當鄉(xiāng)試(考舉人)和會試(考進士)放榜后，一些宗族村落若有子弟中試及第的，都會在宗祠前豎立旗桿，這是封建社會科舉功名的象征。這種行為的作用主要是科舉及第的個人取得一定功名后，其社會地位提高，花錢豎立旗桿，以光耀門楣、彰顯身份; 科舉及第者宗族以中試者為榮，旗桿豎立后，作為本宗后人的學習榜樣，激勵他們發(fā)奮讀書進取，科考做官，光宗耀祖。

當然，也有因人、因時、因勢而異的情況，即部分及第者因貧困潦倒，無力出資或是本宗族實力不強的，就沒有能力豎立這種旗桿石。因此，能看到這種旗桿石的地方，大多是人丁興旺、財力雄厚、英才輩出的大村落或貴族大富戶;尤其是其中的”豪門巨戶”，可以很”任性”地把旗桿做得又高又大!當然對于旗桿石的棋斗有著明確的等級，當時如果考中狀元，方可以立起三斗旗桿。

馬家祠堂旗桿石是三斗旗桿，可以說明當時馬家有人考中了狀元，可見當時馬家在當?shù)氐穆曂蛯嵙?。?jù)現(xiàn)任范寨村黨支部書記馬啟新說：“當時全村只有兩口吃水水井，一口是馬家人打的，一口是范家人打的?！?/p>

根據(jù)范寨村老人回憶，馬家祠堂是兩間大院，有廳房、廂房16間，全是青瓷大碗房，雕花門窗，有大柏樹幾十顆，一顆大桂樹，整個院落籠罩在古柏蒼松之間。1938年故宮文物存放在馬家祠堂的時候，范寨人馬仲山已21歲，加之他讀過幾年書，對那個時候的事情記憶猶新。

由于祠堂房多又寬敞，存放的文物也多（總計1187箱），當時故宮博物院的一些工作人員也住在這里，其中有位文物專家名梁廷煒，人們都稱他為“庫長”，后來才知道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清廷如意館的畫師，皆攻于山水花鳥，現(xiàn)在故宮還藏有他們的作品，與他同來的還有他的夫人和三個兒子，自家做飯。

祠堂前院駐有一個憲兵排長叫吳一飛，在院內(nèi)站崗的是預(yù)備30師士兵，馬仲山的父親是當年的鄉(xiāng)村醫(yī)生，有些文化，梁廷煒和吳一飛經(jīng)常到他家與其父聊天，才知道存放的是故宮博物館的文物。范寨人范明德在生前回憶：“軍車車隊是白天到達范寨的，車上的士兵被分為兩撥，一部分建立了警戒線，另一部分負責看管民工搬運文物……..箱子不是很重，外面圍著三、四條鋼片，根本看不到里面放了什么。

故宮文物在馬家祠堂存放六、七個月之后，于1938年底方才運往成都。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這批文物集中到了重慶，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這批文物也隨之被運往臺灣，后來成為臺北故宮博物院館藏主體。

祠堂遺址

故事又回到開篇，據(jù)村民說，其實這些日本學者是聽聞當年故宮文物在馬家祠堂存放過，而有可能會遺漏幾件珍貴的文物，因此這些日本學者才多次到村中尋寶，當然他們尋寶是沒有任何結(jié)果的。因為這些珍貴的文物，是我們中華民族文化中的精髓，是當年我們先輩用生命和熱血保護的中國文化之魂，它將永遠流淌在我們每個華夏兒女的血液當中！

（文稿作者：白進飛）

來源：魅力宗營，漢中發(fā)布